捷克共和国宪法法院关于极权主义研究所法案之裁判（Pl. ÚS 25/07）的解析与评价 — 兼论历史正义、宪法原则与“可自我防卫的民主”

 

摘要： 捷克共和国宪法法院在Pl. ÚS 25/07号裁判中，就旨在研究与揭示极权主义历史的《关于极权主义研究所及安全部门档案库法》（第181/2007号法律）的合宪性问题作出了复杂裁决。该法案的设立，反映了捷克社会在转型正义框架下处理其20世纪极权主义历史（纳粹占领与共产主义统治）的持续努力。宪法法院的多数意见在承认国家有权设立此类历史研究机构的同时，对法案中涉及公职获取资格限制（特别是针对前共产党成员的“可信赖性”条款和理事会成员的“非党派”要求）予以合宪性肯定，主要援引了“可自我防卫的民主”原则。然而，法院亦基于保障学术自由和防止任意性，宣告了参议院罢免研究所理事条款中部分措辞的违宪性。该裁判引发了法官间的激烈分歧，少数意见对多数意见在学术自由、平等接触公职权、结社自由以及法律明确性等核心宪法原则的适用上提出了深刻批判。本文旨在深度解析此项裁判，探讨其法律论证的连贯性、对竞争性宪法价值的权衡，并结合比较法视野下其他后极权主义国家处理历史记忆的经验与相关国际法标准，评价该裁判对捷克宪法法治以及更广泛的转型正义理论与实践的意义。本文认为，该裁判集中体现了后极权社会在追求历史正义与巩固民主法治之间所面临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在国家主导的历史叙事、清算政策的边界以及“可自我防卫的民主”理念的适用限度等问题上，揭示了深刻的法哲学与宪法学挑战。

关键词： 捷克宪法法院；极权主义研究所；第181/2007号法律；宪法审查；学术自由；公职获取权；清算；可自我防卫的民主；过渡时期司法

1. 引言

背景概述

捷克共和国自“天鹅绒革命”以来，在面对其20世纪复杂的极权主义历史遗产——纳粹德国占领及随后的共产主义统治——的漫长道路上，始终致力于转型正义的艰难探索 1。这一过程不仅要求社会对历史真相进行梳理、对受害者予以公正对待、对历史记忆加以保存与反思，更需要在构建稳定民主制度的框架下进行 1。与其他中东欧国家相似，捷克的“除垢”（decommunization）努力，包括清算法律（lustration laws）的制定与实施，以及各类旨在揭示历史、纪念受难者的机构之建立，构成了其后共产主义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4。这些举措的核心，在于如何在谴责与清算过去极权体制的罪责、防止其复辟的同时，不损害新生的民主体制所赖以建立的法治原则与基本人权，这构成了转型正义理论与实践中一个持久的张力。

第181/2007号法律简介

在此背景下，《关于极权主义研究所及安全部门档案库并修订某些法律的第181/2007号法律》（以下简称“《研究所法》”或“第181/2007号法律”）应运而生。该法案旨在设立极权主义研究所（Ústav pro studium totalitních režimů, ÚSTR）及安全部门档案库（Archiv bezpečnostních složek, ABS），其宣示的目标在于研究并客观评价所谓的“不自由时期”（即纳粹占领时期）与“共产主义极权统治时期”，并向公众开放相关档案文献 6。这部法律可以被视为捷克国家层面系统性“处理过去”（vyrovnávání se s minulostí）努力的体现，试图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对特定历史阶段进行官方界定与研究。

Pl. ÚS 25/07号裁判的重要性

捷克共和国宪法法院于2008年3月13日作出的Pl. ÚS 25/07号裁判（以下简称“本裁判”），正是对《研究所法》部分条款合宪性质疑的回应。该裁判不仅是捷克宪法法院审查转型正义措施及国家主导历史探究法律框架的关键案例，更深刻触及了国家进行历史清算、维护民主体制自我防卫的权力与公民基本宪法权利之间的复杂平衡 8。它所处理的议题，如学术研究自由、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法律的明确性与禁止任意性原则，以及“可自我防卫的民主”（a democracy capable of defending itself）理念的适用等，均具有普遍的宪法学意义。

论文主旨与结构

本文致力于对捷克宪法法院Pl. ÚS 25/07号裁判进行深度法律分析与批判性评价。论文将首先梳理《研究所法》的立法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引发的争议。其次，将详细剖析宪法法院多数意见的裁决逻辑与核心论证，并呈现各异议意见的关键论点。在此基础上，论文将辨析裁判所涉及的核心宪法原则，包括“可自我防卫的民主”理论、学术自由、公职获取权、结社自由以及法律确定性等。进一步地，本文将引入比较法的视野，参照德国、波兰等国类似机构的运作模式与宪法审查经验，以及相关的国际法标准与判例，以期更全面地理解本裁判的定位与影响。最后，论文将对本裁判的法律推理、价值权衡及其对捷克宪法法治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进程的意义进行总体评价与反思，并探讨其对于民主社会处理历史非正义以及法律在塑造集体记忆中作用的更广泛启示。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规范法学分析方法，辅以比较法分析与社会法学脉络化解读。研究资料将包括一手法律文献（如本裁判文书、《研究所法》文本、捷克《基本权利与自由宪章》及《宪法》），以及相关的二手学术文献与国际组织文件。

在转型正义的实践中，一个根本且持续存在的张力在于：后极权社会如何在纠正历史不公、防止其重演的同时，避免损害新政权所宣称要维护的民主原则与个体权利。第181/2007号法律的制定及其引发的宪法诉讼，正是此种张力的鲜明体现。该法案旨在研究和谴责过去的极权主义 6，这符合转型正义的普遍目标 2。然而，法案中的具体机制，例如对研究所理事会成员资格的清算式标准、国家对研究范围的界定等，引发了对基本权利（如公职获取权、非歧视原则、学术自由）的担忧 8。宪法法院的裁判试图在这些相互冲突的考量之间寻求平衡，但持异议法官的强烈反对意见 8 表明了这种平衡行为的艰难与争议性。此种困境并非捷克所独有，而是国际转型正义话语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5。因此，Pl. ÚS 25/07号裁判可被视为这一持久困境的案例研究，其多数意见与异议意见的论述，为我们理解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如何努力应对其自身非自由主义的过去，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2. 第181/2007号法律的立法背景、主要内容与争议

立法动因与历史背景

自1989年“天鹅绒革命”之后，捷克共和国在“处理过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包括制定旨在清除前政权合作者的清算法律，以及设立如“共产党罪行调查与文献办公室”（ÚDV）等机构 1。第181/2007号法律的序言明确表达了议会“应对20世纪极权与威权政权后果的责任”，以及“调查并回顾基于共产主义和纳粹意识形态的犯罪组织活动的后果”的意愿 6。这清晰地将该法案置于一种道德与历史清算的叙事框架之内。设立一个专门机构，以集中研究历史、管理档案（特别是前安全部门的档案）并对公众进行教育，被认为是必要的举措 6。

法律的核心目标与机构设置

《研究所法》的核心在于设立极权主义研究所（ÚSTR）和安全部门档案库（ABS） 6。ÚSTR的主要使命是研究并公正评价“不自由时期”（1938-1945年）和“共产主义极权统治时期”（1948-1989年）；分析国家机关（特别是安全部门）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反民主与犯罪活动；记录纳粹和共产主义罪行；并将研究成果向公众传播 6。档案库则负责管理并开放前安全部门的档案 6。

关键争议条款（诉讼中受到挑战的部分）

在提交宪法法院审查的申请中，请愿人对《研究所法》的多个方面提出了合宪性质疑：

• 机构框架与独立性： 请愿人担忧历史研究被“国家化”（etatization），其成果可能被视为“官方”定论 8。研究所理事会成员由参议院（一个政治机构）任命和罢免，这引发了对学术自由的质疑 8。

• 术语与历史分期： 法律文本中使用了诸如“极权与威权政权”、“不自由时期”和“共产主义极权统治时代”等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而非严谨学术中立的术语与历史分期 8。

• 理事会成员的“可信赖性”（Spolehlivost）与非党派要求（第7条第6款，第19条第1款a项）：

• 法律规定，在1948年2月25日至1990年2月15日期间曾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KSČ）或斯洛伐克共产党（KSS）成员或候补成员者，不得担任研究所理事会成员及高级职位，这实质上是一种清算措施 6。

• 法律同时要求理事会成员不得隶属于任何现存的政党或政治运动 6。

• 理事的罢免（第7条第9款）： 原法条规定，若理事“未能适当履行其职责或超过六个月未履行职责”，参议院可予以罢免 8。

• 理事会制定研究方法的权限（第9条第1款a项）： 被认为是对学术研究自由的侵犯 8。

立法过程中的社会与政治辩论

《研究所法》的诞生，与当时捷克政坛中部分政治力量（特别是公民民主党 - ODS）意图强化“除垢”力度、并就极权主义历史建立强有力的制度化叙事的政治气候密切相关 1。立法过程中的辩论反映了捷克社会对于如何解读与处理共产主义历史时期的深刻分歧：一方主张采取更为严厉和谴责性的立场，另一方则警惕历史的政治化或可能造成新的不公 1。左翼政党及部分学者对该研究所可能被用于政治目的、强加单一历史解释表达了忧虑 8。

如同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颁布的类似“记忆法案”，第181/2007号法律既具有象征意义，也具有工具性目的。从象征层面看，它代表了国家对过去政权的官方谴责。从工具层面看，它创设了一个有权塑造历史叙事、控制档案资源，并可能影响公共话语和教育的机构。法案序言及其宣示的目标 6 强调了道德责任、铭记受害者以及谴责犯罪组织，这体现了其象征功能。而ÚSTR的设立，及其被赋予的特定研究任务、档案管理权和公共教育角色 6，则使其掌握了塑造历史理解的实际权力，此为其工具功能。围绕该法案创设过程的辩论，特别是关于历史“国家化”和政治影响的担忧 8，正凸显了社会对这种工具性权力的警觉。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IPN）等比较案例 15 也显示出类似的模式，即记忆机构往往成为政治竞争和叙事控制的场所。因此，对此类法案的合宪性审查，不仅要考察其条款的表面合法性，还必须审视其对更广泛的“记忆图景”以及民主社会中自由探究和多元主义原则的潜在影响。法院的任务在于审慎判断国家对历史记忆的工具性运用是否逾越了宪法界限。

此外，《研究所法》第19条第1款a项中关于“可信赖性”的标准，将前共产党成员排除在研究所领导职位之外，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清算蔓延”（lustration creep）的现象——即将清算式措施从最初的转型时期延伸至新的制度背景中。捷克的清算法律最初于20世纪90年代初通过，主要针对国家行政和安全部门 10，其合理性常被解释为保护新生民主的临时措施 9。而第181/2007号法律在1989年近二十年后通过，并将此类排他性标准适用于一个学术和档案机构。法院在后续的判决理由中 8，主要依赖“可自我防卫的民主”原则以及该研究所的特殊性质和使命（处理极权主义历史）来为此辩护。这引发了关于清算措施的时间界限，以及将其适用于历史研究和记忆机构是否合乎比例，或是否会基于过去的政治身份造成永久性资格剥夺（即便相关职位不直接涉及国家安全或核心治理）的疑问。这一点也成为异议意见的核心关切之一 8。本裁判对这种“清算蔓延”的处理，是对转型初期之后很久，在学术/历史研究这一知识独立性至关重要的领域，限制公职获取权的边界的一次重要检验。

3. 宪法法院Pl. ÚS 25/07号裁判之核心要旨与论证逻辑

请愿人提出的宪法挑战

请愿人（一组议员）对《研究所法》提出了多项合宪性质疑，主要包括：

• 反对研究所的存在及其使命本身，认为这构成了历史研究的“国家化”，侵犯了学术研究自由 8。

• 批评该法案在术语使用和历史分期上难以理解、不精确，且带有意识形态偏见 8。

• 挑战第19条第1款a项关于“可信赖性”的规定，认为其违反了平等接触公共职务的权利并具有歧视性 8。

• 挑战第7条第6款关于非党派的要求，认为其与结社自由（组建政党）和平等权利相冲突 8。

• 反对第7条第9款授权参议院在理事“未能适当履行”职责时将其罢免的规定，认为其具有任意性并威胁学术独立 8。

• 此外，还对个人数据处理、理事会制定研究方法的权限以及档案库的地位等问题表示关切 8。

宪法法院多数意见的裁决与主要理由

宪法法院多数意见驳回了整体废除该法的请求，但宣告了其中一个条款的部分内容违宪。

• 驳回整体废除法律的请求：

• 法院认为，设立研究所本身是一项政治决定，属于立法机关的权限范围，其目的性（purposefulness）不属于宪法法院审查的范畴 8。国家拥有设立此类机构的合法权利 8。诸如“不自由时期”之类的表述仅仅是对历史时间段的界定，其本身并不意味着对学术研究的限制 8。

• 支持对理事会成员的非党派资格要求（第7条第6款）：

• 鉴于研究所保护民主的使命以及立法者意图实现该机构最大程度独立性的目标，此项要求是“合法的”（legitimate）。考虑到研究对象的政治敏感性，这一限制对于保护民主是合理的 8。

• 支持对理事会成员的“可信赖性”要求（第19条第1款a项）：

• 法院认为，基于“可自我防卫的民主”理念，此项规定并不违宪 8。过去与1989年前政权（特别是作为捷共或斯共成员）的关联，是一个可能对个人在民主国家担任公职的可信赖性产生负面影响的相关事实，可能构成一种“独特的偏见”（bias sui generis） 8。在裁判作出之时，保护民主的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接触此特定且范围狭窄的公共职务的权利。法院在此进行了比例原则的衡量 8，并援引了其先前关于清算法律的判例（Pl. ÚS 9/01） [用户提供文本, 摘要]。

• 废除理事罢免条款中的部分措辞（第7条第9款）：

• 法案第7条第9款中允许参议院在理事“未能适当履行其职责或”（in due fashion or / řádně nebo）超过六个月未履行职责时将其罢免的规定中，“适当履行或”（řádně nebo）的措辞被宣告废止 8。

• 理由是：这样的措辞为任意罢免留下了空间，对于一个建立在自治、独立和与国家权力分离原则基础上的学术机构而言，从宪法角度看是不可接受的，特别是考虑到《基本权利与自由宪章》第15条第2款保障的学术研究自由，以及第21条第4款保障的平等接触公职且不受任意干涉的权利 8。

• 其他条款的合宪性认定：

• 对于诸如“纳粹和共产主义罪行”等术语，法院认为这是议会作出的道德和政治法律宣告，而非严格的法律定义 8。国家机关与研究所合作的义务未被认定侵犯权利 8。理事会制定研究方法的权限（第9条第1款a项）本身并非违宪，前提是其在宪法框架内运作 8。

表1：第181/2007号法律关键争议条款及宪法法院在Pl. ÚS 25/07号裁判中的裁决摘要

争议条款 (法条号)	请愿人主要宪法论据	宪法法院多数意见裁决结果	多数意见核心理由
研究所的设立与使命 (整体法案)	历史研究国家化，侵犯学术自由，术语意识形态化	驳回整体废除请求	设立机构属立法机关政治决定，国家有此合法权利；术语仅为时间界定，非研究限制
理事会成员的非党派要求 (§7(6))	侵犯结社自由 (宪章 Art. 20.2)，平等接触公职权 (宪章 Art. 21.4)，歧视 (宪章 Art. 3.1)	合宪	研究所使命为保护民主，立法意图为最大独立性，研究对象政治敏感，限制属正当
理事会成员的“可信赖性”要求 (§19(1)(a))	侵犯平等接触公职权 (宪章 Art. 21.4)，歧视，未考虑个人行为	合宪	基于“可自我防卫的民主”；前共产党背景影响可信赖性，构成“独特偏见”；保护民主的公共利益优先
理事罢免条款 (§7(9) "适当履行或")	措辞模糊，赋予参议院过大任意裁量权，威胁学术独立与公职保障	“适当履行或”违宪并废止	措辞为任意性留下空间，对学术机构不可接受，侵犯学术自由 (宪章 Art. 15.2) 及平等接触公职权 (宪章 Art. 21.4)
理事会制定研究方法的权限 (§9(1)(a))	政治任命的理事会干涉学术方法，侵犯学术自由	合宪 (但需在宪法框架内行使)	法院认为只要理事会在宪法框架内尊重学术自由行事，则该授权本身不违宪

异议意见的核心论点

本裁判以微弱多数通过，多位法官提出了措辞强烈的异议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8：

• V. Güttler法官： 对判决理由提出异议，建议补充第19条第1款a项的理由，即应考虑前共产党成员或候补成员若能一贯表现出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承诺，则有资格担任研究所理事和领导职务。

• F. Duchoň, V. Kůrka, J. Musil, J. Nykodým, P. Holländer, P. Rychetský, E. Wagnerová 等法官： 对驳回废止请求的判决及其理由提出异议，具体观点各有侧重：

• 第7条第6款（非党派要求）违宪： 多数异议法官认为，此条款违反了《宪章》第20条第2款（结社自由）、第21条第4款（平等接触公职权）和第3条第1款（禁止歧视），且理事会成员的性质不属于《宪章》第44条允许限制结社权的例外情形 8。

• 第19条第1款a项（“可信赖性”/清算条款）违宪：

• 几乎所有异议法官都认为，该条款基于过去的纯粹形式上的成员身份，而未考虑个人实际行为或当前对民主的忠诚度，违反了平等接触公职权和非歧视原则 8。

• 该限制措施不成比例，且比其他重要国家公职的要求更为严苛 8。

• 多数意见提出的“独特偏见”论证被批评为不充分或“滑稽可笑” 8。

• 存在将有价值的个人，甚至包括曾抵抗过共产政权的人士排除在外的风险 8。

• 《研究所法》整体违宪（Musil法官、Rychetský法官）：

• Musil法官认为，该法通过国家规定研究主题、使用评价性标签预先界定研究对象，并将研究所最高机构的设立与罢免完全置于国家和政治机构之手，缺乏自治元素，侵犯了《宪章》第15条第2款保障的学术研究自由。他还认为理事会有权“规定完成研究所任务的方法”与学术自由不相容 8。

• Rychetský法官认为，该法制造了“历史真相的特权垄断”或“为‘被选中的人’设立的专属工作场所”，违反了非歧视原则、学术自由和国家意识形态中立原则。他进一步指出，一个民主法治国家不需要通过立法来评价其自身历史，此类立法实践是专制政权的特征 8。

• Musil法官还认为该研究所与现有学术机构功能重叠，实属多余 8。

表2：Pl. ÚS 25/07号裁判主要异议意见论点概览

异议法官	主要异议针对条款	核心宪法依据（《宪章》条款）	对多数意见的核心批评/论点
F. Duchoň	§7(6) (非党派); §19(1)(a) (可信赖性)	Art. 3(1) (非歧视); Art. 20(2) (结社自由); Art. 21(4) (公职获取); Art. 44 (权利限制例外)	非党派要求不符合Art. 44例外；可信赖性基于集体责任而非个人行为，不成比例。
V. Kůrka	§7(6) (非党派); §19(1)(a) (可信赖性)	Art. 20(2) (结社自由)	非党派要求与Art. 20(2)冲突；可信赖性定义过于笼统，放弃了个体评价，“独特偏见”论不当。
J. Musil	整体法案; §7(6); §19(1)(a)	Art. 15(2) (学术自由); Art. 20(2); Art. 21(4); Art. 3(1)	法案整体侵犯学术自由，国家主导历史研究；非党派与可信赖性条款构成歧视。
J. Nykodým & P. Holländer	§7(6) (非党派); §19(1)(a) (可信赖性)	Art. 20(2); Art. 21(4); Art. 3(1); Art. 44	非党派要求不符合Art. 44例外；可信赖性条款基于形式身份，不成比例，比其他公职要求更严。
P. Rychetský	整体法案; §7(6); §19(1)(a)	Art. 1, Art. 2(1)(2) (法治国家原则); Art. 15(2); 《宪法》Art. 1(1)	民主法治国家不需立法评价历史；法案制造历史真相垄断，侵犯学术自由与国家中立；可信赖性条款扩展清算范围至学术机构，无视先前判例，“独特偏见”论滑稽。
E. Wagnerová	§7(6) (非党派); §19(1)(a) (可信赖性)	Art. 44; Art. 21(4)	可信赖性条款基于纯粹身份制造两类公民，严重影响名誉，尤其对曾抵抗者不公；非党派要求理由过于轻率，不当限制基本权利。

多数意见为支持基于过去共产党身份的清算式条款而依赖“可自我防卫的民主”原则，这无疑是国家保护自身的一种强有力工具，但也正如异议法官们所激烈主张的那样，对个人权利和民主多元主义构成了重大风险。多数意见明确援引此原则来为基于过去共产党背景（第19条第1款a项）限制公职获取权提供正当性 8。这一通常与“战斗性民主”（militant democracy）相关联的学说 16，允许国家采取预防性措施以应对其感知到的对民主秩序的威胁。然而，持异议的法官们认为，这种做法导致了集体罪责、歧视以及对基本权利的不成比例限制 8。他们质疑，在数十年之后，仅仅因为过去的身份联系，在为一个学术机构服务的情境下，是否真的构成了足以证明此类排斥性措施为正当的真实威胁。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委员会关于清算的指导方针 9 均强调个体罪责、比例原则和时间限制，这似乎与基于过去身份进行一刀切排斥的“可自我防卫的民主”原则的宽泛适用相悖。因此，本裁判展现了“可自我防卫的民主”概念的内在张力：其意图在于保护民主，但其适用却可能导致一些看似不民主的措施，即通过限制参与和依赖集体假定而非个体评估。法院在此处的适用，就其比例性和对尊重权利的民主核心原则的遵守程度而言，值得审慎检视。

此外，法院支持理事会成员非党派资格要求（第7条第6款）的“合法性”，理由是确保研究所的独立性 8，这本身也可能被视为一种矛盾的政治化操作。理事会成员由参议院（一个政治机构）选出 6，而研究所使命及其研究历史时期的界定本身就是固有的政治决定。法院接受了立法机关为研究所争取“最大程度独立性”的目标，并将非党派资格视为一种合法手段 8。然而，理事会成员由政治机构参议院选举产生 [6, Art. 7(1)]，这使得选举过程本身的“非党派性”存疑。同时，《研究所法》的序言和第2条以特定措辞（如“不自由时期”、“共产主义极权统治”）界定了研究所的关注点，请愿人和异议法官认为这些措辞是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而非中立的学术界定 8。因此，在一个其设立、授权和监督都深深植根于政治过程和决定的机构内部，要求个人保持非党派性，这本身就造成了一种紧张关系。这究竟是真正的去政治化，还是在当前政治多数派看来是“中立”的特定类型的政治化？法院在未对周围政治机制进行更深入审查的情况下接受非党派规则，可能忽视了此类规则如何在表面中立的掩护下，巧妙地强化特定的政治观点，尤其是在处理有争议历史叙事的机构中。这是异议法官就意识形态中立和潜在政治滥用风险提出的一个关键点 8。

4. 裁判所涉核心宪法原则之辨析

“可自我防卫的民主”理论及其适用

宪法法院在本裁判中明确依赖“可自我防卫的民主”这一理论来为限制措施辩护 8。该理论，尤其在后极权主义背景下，旨在赋予民主国家采取必要措施以抵御对其根本制度和价值观构成威胁的势力 16。然而，其适用必须审慎，以避免过度限制基本权利。就本案而言，将基于过去捷共/斯共成员身份的排斥性规定适用于一个学术研究机构的理事会，是否构成对此理论的相称运用，值得商榷。特别是考虑到自1989年转型以来时间的流逝以及研究所的特定性质，异议法官提出的批评——即此举更像是在惩罚过去的身份而非应对现实的威胁——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8。

学术自由与国家主导的历史探究

捷克《基本权利与自由宪章》第15条第2款保障学术研究自由 8。国家在研究和评价其历史方面拥有合法利益，但这与学术机构的独立性和自治原则之间存在固有张力 8。法院认为，法案对历史时期的界定仅仅是时间上的划分，而非对研究内容的限制 8。其废止第7条第9款中“适当履行或”的措辞，确实是为防止对研究所理事会运作的任意政治干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学术自由 8。然而，请愿人和异议法官对理事会（一个由政治任命产生的机构）有权“规定完成研究所任务的方法”（第9条第1款a项）表示的担忧，揭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8。国际上关于学术自由和研究机构自主性的标准普遍强调，研究议程、方法和成果的独立性，免受不当政治干预 19。

尽管法院承认学术自由（《宪章》第15条第2款），甚至废止了第7条第9款的部分内容以保护之，但第181/2007号法律的整体框架以及法院对其中许多条款的维持，暗示了学术自由可能被国家界定的历史叙事和政治考量所工具化或限制。该法案设立了一个由国家确定其使命的研究所，用评价性语言研究特定的“极权主义”时期 6，这预先框定了研究议程。理事会成员经由政治任命，并受制于清算和非党派规则，却有权“规定研究方法”（第9条第1款a项） 6，这引发了对研究方法论受到直接政治影响的担忧。虽然法院废止了模糊的罢免条款，但它维持了理事会的政治影响结构和清算标准，而理事会恰恰负责监督研究所的“学术”工作。持异议的Musil和Rychetský法官明确警告了历史“国家化”和制造“历史真相垄断”的风险 8。这种情况与学术自由的理想观念形成对比，后者强调研究问题、方法论和研究成果传播的自主性，免受国家干预 19。因此，本裁判在很大程度上认可了该法案的结构，可能无意中使一种模式合法化，即历史研究机构虽然名义上是学术性的，但实际上在国家重大影响下运作，这可能会扼杀那些偏离国家认可叙事的真正独立或批判性的历史探究。这对于评估在政治敏感领域学术自由的长期健康状况是一个关键点。

平等接触公共职务权与非歧视原则

《宪章》第21条第4款保障公民平等接触经选举产生的及其他公共职务的权利 8。《研究所法》第19条第1款a项的“可信赖性”条件，实质上是对特定人群（前共产党成员）接触该研究所公共职务的清算式限制。法院在此进行了比例原则的权衡，认为在裁判作出之时，“保护民主”的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接触此特定公职的权利 8。然而，异议意见尖锐地指出，这构成了基于过去政治身份的不可容忍的歧视，且未对个人当前的忠诚度或构成的威胁进行个体化评估 8。欧洲委员会关于清算的指导原则（如1096号决议（1996））强调个体罪责、辩护权和时间限制 9，这些原则似乎与本案中法院对集体身份的宽泛排斥不尽一致。

法院在本案中维持第19条第1款a项时，对其先前在清算问题上的判例（如Pl. ÚS 9/01）的依赖，表明其在“可自我防卫的民主”问题上的立场具有连续性。然而，这引发了一个问题：这种判例延续是否充分考虑了时间的推移、威胁性质的变化，以及学术机构与核心国家安全或行政角色的特定背景差异。清算法最初被认为是过渡性措施 9。威尼斯委员会和欧洲委员会的指导方针也暗示了时间限制和对真实威胁的关注 9。到2008年，即转型近二十年后，将类似的逻辑应用于一个专注于历史研究的新机构，可能被视为清算原则的扩展或僵化，而非根据不同背景进行的细致调整。异议法官认为，2008年由前捷共成员在学术委员会中构成的威胁，与20世纪90年代初在核心国家职能部门所感知到的威胁不可同日而语 8。他们批评缺乏个体化评估。因此，本裁判可能表明法院不愿大幅调整其清算判例以适应变化的环境，或更清晰地区分不同类型的公职。这可能导致排他性措施的永久化，而这些措施对于保护民主可能已不再是绝对必要或合乎比例的，尤其是在学术等领域——在这些领域，多元视角（即使来自那些过去有“问题”但现在致力于民主原则的人）可能具有价值。强烈的异议意见表明，在这一点上存在着重大的内部分歧。

结社自由及其对国家机构成员的限制

《宪章》第20条第2款和第3款保障建立政党和在政党中结社的权利 [用户提供文本, 裁判要点2]。第44条则允许为特定职业（如法官、检察官、军警）在民主社会所必需的情况下，对某些权利进行限制 8。《研究所法》第7条第6款要求研究所理事会成员具有非党派身份，其合宪性成为争议焦点。法院认为，鉴于研究所的使命和对独立性的追求，此要求是“合法的” 8。但异议法官认为，理事会成员的性质不属于《宪章》第44条所列举的可为此限制基本政治权利的类别 8。

法律确定性、法律条款的明确性与禁止任意性原则

请愿人主张《研究所法》本身难以理解且不精确 [用户提供文本, 摘要]。宪法法院明确以防止任意性为由，废止了第7条第9款中“适当履行或”的措辞 8。这体现了宪法对法律明确性和可预测性的普遍要求，旨在指导行为并防止国家权力的任意运用。

5. 比较法视野下的历史记忆机构与宪法审查

其他后极权主义国家的类似机构与清算政策

• 德国： 德国在处理其双重极权历史（纳粹与东德共产主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史塔西档案署（BStU）及其法律框架（《史塔西档案法》- StUG）侧重于档案开放、受害者平反和学术研究 23。联邦东德统一社会党专政历史整理基金会（Bundes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则致力于推动对东德独裁历史的研究、教育和公众认知 25。德国模式在某些方面强调学术独立性以及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与治理结构。

• 波兰： 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IPN）——追诉危害波兰民族罪行委员会，拥有广泛授权，包括调查、起诉、档案管理、研究和教育 15。然而，IPN的政治化、对学术自由的影响及其在塑造历史叙事中的角色，尤其是在不同政府执政时期，一直备受争议 15。波兰的《IPN法》也因涉及言论自由和历史解释问题而面临法律挑战和国际批评 28。

• 其他中东欧国家： 匈牙利、斯洛伐克及波罗的海国家等在清算政策和记忆机构的设立方面，其范围、强度和时机各不相同 4。

比较分析揭示了处理极权主义历史的制度模式存在一个谱系，从主要侧重档案开放（如德国BStU早期模式）到拥有调查、起诉、研究和教育等综合授权的机构（如波兰IPN）。捷克的ÚSTR处于此谱系的某个位置，强调研究和档案管理，但不具备起诉权。德国的《史塔西档案法》最初侧重于史塔西档案的开放 24，而联邦东德统一社会党专政历史整理基金会则有更广泛的教育/研究任务 26。波兰IPN的职权范围非常广泛，包括起诉 15，这导致了对其权力和政治影响的重大争议 15。根据第181/2007号法律，捷克ÚSTR负责研究和档案管理，而非起诉 6。模式的选择往往反映了特定的国家历史背景、政治妥协以及对转型正义不同方面（如个人档案查阅权、集体叙事构建、刑事责任追究）的迫切程度。捷克模式的具体配置（研究与档案管理，但其领导层受到清算式条件限制，且由国家界定其使命）应在此谱系中进行评估。其结构是优化了学术严谨性和公众信任，还是更倾向于一种国家控制的叙事功能，类似于对IPN某些方面的批评？法院的判决通过在很大程度上维持该法案，实际上认可了捷克所选择的模式。

相关的国际法律标准与判例

• 欧洲委员会：

• 其1096号决议（1996）《关于消除前共产主义极权制度残余的措施》强调，在清算措施中必须坚持个人罪责、辩护权、比例原则，且其目的应为保护民主而非报复 9。

• 1481号决议（2006）《关于国际社会谴责极权共产主义罪行的必要性》则强调历史认知和对罪行的谴责 36。

• 威尼斯委员会就清算法律（如针对阿尔巴尼亚、马其顿）提出的意见，确立了其是否符合法治、人权要求的标准，包括时间范围、适用对象、程序保障和名单公布等 9。

• 欧洲人权法院（ECHR）：

• 关于学术自由的判例（通常依据《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言论自由）保护学术研究、出版以及在学术界表达观点的自由，即使是争议性观点 21。

• 关于限制政治参与和接触公职（如清算案件）的判例，则在国家安全/民主秩序与个人权利（公约第10、11条，第一议定书第3条）之间进行平衡。ECHR通常在清算措施合乎比例、非歧视、具备程序保障且具有合法目的的情况下予以接受，但会严格审查其范围和持续时间 5。

• 欧盟：

• 《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13条规定：“艺术与科学研究应不受约束。学术自由应受尊重。” 19。

• 欧盟在促进学术自由和研究诚信方面的作用，以及成员国内部面临的挑战 19。

• 欧盟关于历史记忆机构的框架（如欧洲大学学院历史档案馆HAEU）以及对欧洲记忆相关项目的支持 38。

尽管欧洲委员会（通过其决议和威尼斯委员会的意见）和欧洲人权法院等国际机构就清算和学术自由问题提供了指导方针和判例法，但国家宪法法院在解释这些标准时，往往会运用相当大的“判断余地”（margin of appreciation），以反映具体的国家背景和所感知的威胁。捷克宪法法院在Pl. ÚS 25/07号裁判中，特别是在其有力运用“可自我防卫的民主”原则时，似乎就行使了这种判断余地。欧洲委员会1096号决议 18 和威尼斯委员会的指导方针 9 主张在清算中坚持个人罪责、比例原则和时间限制。欧洲人权法院关于清算的判例法，虽然允许此类措施，但也严格审查其公正性和必要性 5。捷克宪法法院在Pl. ÚS 25/07号裁判中，却维持了一项基于过去捷共成员身份的广泛排斥规则，适用于研究所理事会，并强调了“独特偏见”和“保护民主”的理由 8。正如异议法官所强调的那样 8，这种做法似乎优先考虑了集体安全关切，而非个体化评估，这可能超出了国际“软法”在转型近二十年后可能认为合乎比例的界限。本裁判例证了在转型正义等敏感领域中国际人权标准与国家宪法解释之间的动态互动。它强调，尽管国际规范提供了一个框架，但原则的具体适用和平衡往往仍然受到国家历史经验和司法哲学的深刻影响，导致面临类似挑战的不同法域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也引发了关于国际“软法”在约束那些被认为是维护民主自我防卫所必需的国家措施方面效力如何的问题。

6. 对Pl. ÚS 25/07号裁判的评价与反思

法律推理的连贯性与说服力评估

宪法法院多数意见的法律推理，特别是在适用比例原则以平衡保护民主与个人权利（如公职获取权、结社自由）方面，展现了一定的内部逻辑。其对“可自我防卫的民主”原则的援引，构成了支持限制性条款的核心支柱。然而，该论证的说服力在研究所的特定背景下受到了异议意见的有力挑战。法院将研究所的“目的性”划归政治问题，而将其法律框架的合宪性作为审查对象，这种区分在实践中是否总是清晰可行，值得怀疑——因为法律框架本身就塑造了机构的目的与功能。至于将前捷共成员身份视为构成“独特偏见”的论点，其普适性与证据基础亦非无可辩驳。

对竞争性宪法价值的权衡

本裁判的核心在于对竞争性宪法价值的权衡。法院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平衡了历史正义的诉求与基本权利及民主原则？对公职获取权、结社自由等权利的限制，是否是实现保护民主和研究极权主义这一合法目标的侵扰最小手段？在国家资助机构进行历史研究的背景下，学术自由与国家界定研究范围和方法的利益之间，法院赋予了何种权重？这些问题均是评价本裁判的关键。

异议意见的价值与启示

数量众多且论证充分的异议意见 8，构成了对多数意见的重要反驳，凸显了潜在的宪法缺陷和可替代的解释路径。异议法官们对个人权利、非歧视原则以及历史政治化风险的强调，为理解本案的复杂性提供了宝贵视角。他们提出的问题，具有长远的法理学意义。

裁判对捷克宪法法以及处理转型时期历史遗留问题进程的影响

本裁判无疑对捷克宪法法治，特别是转型正义措施的合宪性审查标准，产生了影响。它可能澄清了某些问题，但也可能使另一些问题（如清算措施的适用边界）更为复杂。其作为先例，对于未来涉及清算、学术自由或国家主导的记忆机构的案件，将具有参照价值。同时，该裁判也成为捷克社会关于共产主义历史持续辩论的一部分 1。

对民主社会处理历史非正义以及法律在塑造集体记忆中作用的更广泛启示

捷克的经验为其他经历或正在经历类似转型的国家提供了镜鉴。当国家在解释和制度化历史记忆方面扮演主导角色时，其固有的风险与复杂性值得警惕。宪法法院在此类高度政治化的关于国家历史与身份认同的辩论中，其作为仲裁者的角色也备受考验。

宪法法院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第181/2007号法律，特别是其对研究所理事会成员资格的清算式和非党派要求，可能会无意中产生或强化一种“寒蝉效应”。这意味着，那些具有特定过去身份或当前政治参与的个人，可能会因此不愿参与或批判性地介入由国家主导的历史研究项目。法院认可了排除前捷共成员和现任政党成员担任理事会职务的规定 8。这传递出一个信号，即某些过去或现在的政治身份被认为对于参与官方极权主义研究本身就存在问题。尽管法院旨在确保“独立性”和“可信赖性”，但此类排斥可能被视为具有政治动机，并可能阻止那些不符合狭隘标准的人寻求参与或提供替代视角。这与异议法官关于歧视和为解释历史而创建“特选”群体的批评相一致 8。学术自由依赖于多元观点和公开辩论 19。基于过去的身份联系，在未对其当前学术能力或民主承诺进行个体化评估的情况下，将整个类别的人排除在外，可能会削弱此类机构的知识环境。因此，本裁判在寻求保护民主的同时，可能矛盾地限制了一个肩负敏感复杂历史使命的机构内部观点的多元性。这可能导致历史产出更为单一或缺乏批判性参与，从而可能损害该研究所的长期信誉及其促进社会对过去真正理解的能力。

本裁判也体现了宪法法院在转型或后转型背景下面临的艰难平衡：一方面要尊重被视为表达处理历史创伤的民主意愿的立法选择，另一方面要履行其保护个人宪法权利，特别是少数群体或具有不受欢迎历史背景的个人权利的基本职责。法院明确表示，在设立研究所的“目的性”问题上尊重立法机关，称其为“政治决定” 8。这种尊重在司法审查中很常见，但在“政治决定”直接影响基本权利时（如该法案的成员资格标准所示），则变得尤为棘手。多数意见认为，大部分此类权利限制因保护民主的总体目标而具有正当性，实际上赋予了立法机关对威胁和必要性评估的相当大的权重。相比之下，异议意见则主张进行更强有力的司法干预，以保护个人权利免受其认为不成比例或歧视性的立法措施的侵害 8。这种张力反映了宪法理论中关于以国家安全、民主自我保护或转型正义为名的法律应受到何种程度司法审查的更广泛辩论。Pl. ÚS 25/07号裁判可以被视为在“处理过去”的背景下，至少在研究所的宏观架构及其类似清算的组成部分方面，倾向于尊重立法机关。仅废止一项条款（第7条第9款）的一小部分，表明了在这一敏感领域推翻立法选择的谨慎态度。这引发了关于司法机构在确保转型正义措施在追求合法目标的同时，从长远来看不会过度牺牲核心宪法原则方面作用的持续性问题。

7. 结论

主要研究发现回顾

捷克宪法法院在Pl. ÚS 25/07号裁判中，对《关于极权主义研究所及安全部门档案库法》的合宪性进行了审查。多数意见承认了国家设立此类历史研究机构的权力，并基于“可自我防卫的民主”原则，维持了对研究所理事会成员资格的某些限制性规定，包括排除前共产党成员的“可信赖性”条款和非党派要求。然而，法院也以防止任意性和保障学术自由为由，宣告了参议院罢免理事条款中部分措辞违宪。本裁判的法律推理、对竞争性宪法价值的权衡，以及异议意见所揭示的深刻分歧，均显示了其复杂性。

裁判的历史遗产与持续性挑战

Pl. ÚS 25/07号裁判是捷克宪法学和转型正义法律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国家在处理历史记忆方面的权力边界，但也暴露了在平衡集体安全、历史认知与个体权利方面的持续张力。捷克社会围绕其极权主义历史的解读与评价的辩论远未结束，本裁判为此辩论增添了新的维度。对于所有致力于在尊重基本权利和多元主义的前提下公正处理历史创伤的民主社会而言，本案所揭示的挑战具有普遍意义。如何在国家主导的历史叙事与学术自由之间取得平衡，如何界定“可自我防卫的民主”的适用限度以避免新的不公，以及如何确保清算政策不致演变为永久性的身份烙印，这些都是捷克乃至其他转型国家需要持续面对和深思的课题。

8. 参考文献

• 一手法律文献：

• 捷克共和国宪法法院2008年3月13日Pl. ÚS 25/07号裁判 (Nález Ústavního soudu České republiky sp.zn. Pl. ÚS 25/07 ze dne 13. března 2008).

• 《关于极权主义研究所及安全部门档案库并修订某些法律的第181/2007号法律》 (Zákon č. 181/2007 Sb., o Ústavu pro studium totalitních režimů a o Archivu bezpečnostních složek a o změně některých zákonů).

• 捷克共和国《基本权利与自由宪章》 (Listina základních práv a svobod).

• 捷克共和国《宪法》 (Ústava České republi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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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考文献列表为示例，实际撰写学术论文时需确保所有引文均有对应且格式规范的参考文献条目。部分二手文献信息根据提供材料推断，实际引用时需核实完整出版信息。GB/T 7714-2015标准要求对不同类型的文献有特定的著录格式，此处仅为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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