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宪法法院1998年LTU-1999-1-003号裁判：死刑合宪性问题

立陶宛死刑合宪性分析

引言 案件背景 核心裁决 宪法学理 多元思维 国际法视角 对比分析 综合评价 参考文献

引言 案件背景 核心裁决 宪法学理 多元思维 国际法视角 对比分析 综合评价 参考文献

引言

本应用旨在深度解析与评价立陶宛共和国宪法法院于1998年12月9日作出的LTU-1999-1-003号裁判，该裁判宣布《刑法典》第105条所规定的死刑条款违宪。此处概述了该裁判作出的国内与国际背景，特别是立陶宛在恢复独立后融入欧洲法律与人权体系的努力。随后，应用将详细梳理宪法法院的核心论证逻辑，重点分析法院如何基于立陶宛宪法第18条（天赋人权）、第19条（生命权）及第21条第3款（禁止酷刑、伤害、有辱人格的待遇及设立此类刑罚）的规定，认定死刑与宪法精神不符。并从多个维度剖析该裁判所蕴含的法哲学意涵及其对立陶宛法治建设的深远影响，同时将其置于国际法框架下进行比较分析。

摘要核心

立陶宛宪法法院1998年裁定死刑违宪，主要依据宪法第18、19、21.3条，强调生命与尊严的至高价值及不可剥夺性，视死刑为“伤害”与“残忍待遇”。此判决受欧洲人权体系影响，是立陶宛人权保障的里程碑，对转型国家具启示意义。

案件背景

20世纪末，全球特别是欧洲废除死刑的浪潮为立陶宛等新兴民主国家的法律改革设定了时代背景。立陶宛宪法法院1998年12月9日作出的LTU-1999-1-003号裁判，核心议题是《刑法典》第105条规定的死刑条款是否与1992年《宪法》相抵触。此案由议会部分议员提请，反映了在国际压力（加入欧洲委员会等）与国内高民意支持保留死刑的矛盾下，借助司法权威处理敏感改革的策略。

立陶宛废除死刑的国内背景

立陶宛1990年恢复独立，1992年通过新宪法。在死刑问题上，并非一步到位废除。1996年7月，总统宣布暂停执行死刑，这是正式废除前的重要过渡，既缓解了国内压力，也向国际展示了与欧洲标准接轨的意愿。

国际背景

立陶宛积极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入欧洲委员会及遵守《欧洲人权公约》的承诺，对死刑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欧洲委员会将废除死刑作为加入的先决条件之一，《欧洲人权公约第六议定书》要求和平时期废除死刑。这种“条件性”压力加速了立陶宛废死进程。此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对死刑适用作了严格限制并鼓励废除。

核心裁决

本案源于立陶宛议会部分议员对《刑法典》第105条死刑处罚的合宪性质疑，认为其可能与《宪法》第18条（天赋人权）、第19条（生命权）及第21条第3款（禁止酷刑、伤害、侮辱尊严、虐待及设立此类刑罚）冲突。宪法法院于1998年12月9日裁决，认定该死刑条款违宪。

法院主要裁决理由

• 人的权利与自由是天赋的（《宪法》第18条），包括生命权和人格尊严，国家不能剥夺其未曾赋予之物。
• 人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宪法》第19条）。死刑是对生命权的最终剥夺，尽管宪法未直接禁止，但从禁止伤害性刑罚的上下文看，其意自明。
• 死刑构成对人的“伤害”，是一种“残忍待遇”，有辱人格尊严，违反《宪法》第21条第3款。罪行严重性不能成为国家施以残忍刑罚的理由。
• 人的生命与尊严是至高无上的、“高于法律”的价值，体现了对自然法理念的认同。
• 死刑威慑效果存疑，法院注意到全球废死趋势及立陶宛融入国际社会的努力。

这一裁决不仅宣告死刑条款无效，更通过深刻阐释宪法基本人权条款，为立陶宛人权保障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裁判的宪法学理据深度剖析

立陶宛宪法法院的裁判深刻植根于其对国家根本大法——1992年《立陶宛共和国宪法》——核心人权条款的解读。法院的论证逻辑巧妙地编织了宪法第18条、第19条以及第21条第3款，构建了一个反对死刑的坚实宪法基础。以下将对这些关键条款及其在裁判中的作用进行剖析。

《立陶宛宪法》第18条明确规定：“人的权利与自由是天赋的（prigimtinės）”。宪法法院以此为逻辑起点，认为生命、尊严等基本权利并非国家恩赐，而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这种“天赋”属性意味着这些权利先于国家存在，国家立法和行为均须以此为边界。这在立陶宛后苏联时代法律意识转型中，具有重要的宣示和教育意义，重塑了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将公民权利置于国家权力之上。

《宪法》第19条规定：“人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法院将其解释为国家不仅有保护公民生命不受非法侵害的积极义务，更有不得非法剥夺公民生命的消极义务。法院将生命权与第18条天赋人权及第21条第3款禁止伤害性刑罚联系解释，认为死刑从根本上与宪法对生命权的保护精神相悖，体现了对生命权的近乎绝对保护，与欧洲人权保护共识契合。

《宪法》第21条第3款规定：“禁止对人施以酷刑、伤害、侮辱其尊严、虐待，以及禁止设立此类刑罚”。法院认为死刑本质上是对人的“伤害”，构成“残忍待遇”，必然“侮辱其尊严”。罪行的严重性不能成为国家施加残忍刑罚的理由，这挑战了报应刑观念。将执行死刑行为本身定义为宪法禁止的“伤害”和“残忍待遇”，为死刑合宪性设了绝对障碍，与《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精神一致。

法院对《宪法》第21条第3款中的“伤害”（žaloti）、“酷刑”（kankinti）或“残忍待遇”（žiauriai elgtis）作了延伸性解释，认为国家通过法律程序预谋并执行的剥夺生命行为本身，即构成宪法所禁止的“伤害”和“残忍待遇”。执行死刑带来的痛苦可被视为酷刑。这种解释超越了对具体行刑方式的考量，直指死刑本质，可能受欧洲人权法院“活的文献”理论影响，主动采纳欧洲新兴人权标准，提升本国人权保障水平。

裁判所体现的多元思维维度

立陶宛宪法法院1998年的死刑违宪裁判不仅是一项法律决定，更深刻反映了多种思维维度的交织。它既根植于历史，又面向未来；既体现了国家的个性化选择，又蕴含了普遍的批判性反思；同时，它也是一次创造性的法律实践，旨在提升人权保障的标杆。

该裁判既是对立陶宛自身复杂法律传统的扬弃与发展（从苏联时期广泛适用死刑到恢复独立后逐步限制），也是与战后欧洲形成的人权价值观和废死趋势的积极融合。它标志着立陶宛与过去严苛刑罚实践的决裂，象征着选择融入并认同欧洲主流人权理念，有意识地选择“回归欧洲”法律价值体系，采纳废除死刑立场。这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对未来的定位。

裁判展现了立陶宛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特定历史转折点（恢复独立不久，制度重建，价值观重塑）上依据1992年《宪法》作出的“个性化”宪法抉择。即便当时国内民意多数支持保留死刑，宪法法院仍以宪法原则和国际人权承诺为准绳，作出了反多数主义的裁决，扮演了“宪法灵魂”守护者角色，维护了国家长远和根本价值。

裁判贯穿着对国家刑罚权边界及死刑正当性的根本性反思。法院质疑了死刑的威慑作用、报应功能，挑战了国家剥夺公民生命的终极权力。论断“犯罪的严重性或残忍性，难以构成刑罚残忍性的依据”否定了“同态复仇”原则。关注司法易错性和死刑不可逆转性，甚至质疑死刑是否为真正的“刑罚”，认为其更像“对犯罪者的物理消灭”，强调“正义是一个过程，而非一次性的行为”，体现了高度的批判性法律思维。

法院展现了创造性法律思维，通过对宪法文本的能动解释（如对《宪法》第21条第3款中“伤害”和“残忍待遇”的广义解释，将死刑本身涵括在内）提升了国内人权保障标准。法院将第18、19和21.3条联系起来进行整体、融贯、目的性解释，推导出宪法精神实质蕴含对死刑的否定。这种创造性解释巧妙融合国内宪法与欧洲人权规范，主动提升本国人权保护基准，体现了成熟的、具前瞻性的司法能动主义。

国际法视野下的裁判：比较与借鉴

立陶宛宪法法院1998年的死刑违宪裁判，并非孤立的国内法律事件，而是与当时的国际人权法发展，特别是欧洲区域的人权标准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互动。理解这一裁判，必须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国际法视野下进行考察。

《欧洲人权公约》及其议定书的规范影响

ECHR第2条保障生命权（原始文本允许死刑），第3条绝对禁止酷刑及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欧洲人权法院（ECtHR）实践中，越来越多地将死刑本身或“死囚现象”视为可能与第3条抵触。最具直接相关性的是《欧洲人权公约第六议定书》，要求和平时期废除死刑。立陶宛在裁决后不久即签署并批准了该议定书，表明裁决为履行国际义务铺平了道路。ECtHR的“活的文献”解释原则也可能影响了立陶宛宪法法院的动态解释。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相关条款与精神

ICCPR（立陶宛1992年签署）第6条保障生命权，虽未要求立即废除死刑，但严格限制其适用（仅限“最严重罪行”），并保障特赦或减刑权。第6条第6款明确指出不得援引本条延迟或阻止死刑废除，体现了鼓励废除的精神。第7条亦禁止酷刑。立陶宛宪法法院在其裁判中引用了ICCPR第6条，但最终裁决超越了ICCPR当时的最低要求，直接宣告死刑不可接受，与ICCPR第6条第6款的积极废除愿景及更严格的欧洲标准一致。

欧洲委员会在推动废除死刑中的角色与立陶宛的互动

欧洲委员会（CoE）在推动成员国废除死刑方面扮演关键角色。自20世纪90年代起，废除死刑或承诺短期内废除，成为加入CoE的先决条件之一。其议会（PACE）通过决议和建议（如1994年第1044号决议和第1246号建议）敦促立陶宛等国废除死刑。立陶宛1996年暂停执行死刑是对CoE呼吁的回应，1998年宪法法院裁决则为彻底废除死刑提供国内法基础，使其能履行加入CoE时的承诺。CoE通过规范输出和条件制约，深刻影响了立陶宛的人权实践。

《立陶宛宪法》与主要国际/欧洲人权文书中相关人权条款对照表

下表旨在清晰对比《立陶宛宪法》中与本案相关的核心人权条款，以及《欧洲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对应规定，以便更好地理解立陶宛宪法法院裁判的国内法基础及其与国际人权标准的关联性。

条款主旨	立陶宛宪法	《欧洲人权公约》(ECHR)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
天赋人权/固有权利	第18条：人的权利与自由是天赋的	序言（默示）；尊严理念贯穿始终	序言：承认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第6条第1款：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
生命权	第19条：人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	第2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除执行法院宣告的判决外，任何人的生命不得被故意剥夺 (注：原始文本允许死刑)	第6条第1款：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禁止酷刑、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第21条第3款：禁止对人施以酷刑、伤害、侮辱其尊严、虐待，以及禁止设立此类刑罚	第3条：任何人不应遭受酷刑，或非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惩罚	第7条：任何人不应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
人的尊严	第21条第1款：人的尊严受法律保护；第21条第3款（禁止侮辱其尊严）	第3条的解释基础；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1条：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作为欧洲法律背景参考)	序言（固有尊严）；第10条第1款：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

裁判的综合评价与时代启示

立陶宛宪法法院1998年关于死刑违宪的裁判，不仅是该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也为国际社会，特别是转型中的国家，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宝贵的经验。它在多个层面上都展现了其重要性与深远影响。

该裁判极大地巩固了宪法法院作为维护宪法至上、保障基本人权核心司法机关的地位与权威。它申明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将生命与尊严等基本人权置于法律体系顶端，宣示其“高于法律”的地位。通过宣布死刑违宪，从根本上提升了立陶宛对生命权和人格尊严的法律保护水平。同时，使立陶宛国内法律实践与欧洲主流人权标准对接，为其融入欧洲一体化清除了重要障碍。

该裁判为其他转型国家提供了范例，展示了宪法法院如何在社会转型期，即便面对与主流民意相悖的敏感议题，仍能积极发挥人权保护使命。它表明转型国家宪法法院可通过对本国宪法的能动解释，有效融入国际人权准则，提升本国人权保障水平。其展现的司法独立性和原则性裁决的勇气，对其他转型国家司法机关是种鼓舞，证明司法机关能通过坚守宪法原则为国家和平转型和法治进步贡献力量。

该裁判为国际社会关于死刑存废的法哲学思辨增添了重要素材。它体现了对人的固有尊严、生命价值及国家刑罚权边界的哲学反思，强调生命与尊严的“天赋性”和“超法规性”，将死刑本身视为“伤害”和“残忍待遇”，呼应自然法观点并挑战国家报应权。法院的论证超越了法律技术操作，进入对刑罚与人道、国家与个体关系的根本性价值判断，反映了向更注重人权、承认司法易错性的现代司法理念转变。它也间接挑战国家主权在刑罚问题上的绝对性，暗示基本人权对所有国家施加普遍性限制。

结论

主要观点回顾与总结

立陶宛宪法法院1998年LTU-1999-1-003号关于死刑违宪的裁判，是立陶宛法治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法院基于对《立陶宛宪法》第18条（天赋人权）、第19条（生命权）和第21条第3款（禁止酷刑、伤害及有辱人格的刑罚）的深刻和创造性解释，认定《刑法典》第105条规定的死刑与宪法精神相悖。法院强调了人的生命与尊严的至高无上和不可剥夺性，认为死刑本身即构成对人的“伤害”和“残忍待遇”，且有辱人格尊严，而犯罪的严重性并不能成为国家施加此类刑罚的理由。

此项裁判的作出，深受立陶宛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及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特别是《欧洲人权公约》及其议定书的要求和欧洲委员会的推动）的背景影响。它不仅是立陶宛宪政主义和人权保障事业的重大进步，巩固了宪法法院的权威，提升了国内人权保护标准，也为其他转型国家在宪法司法实践中平衡国内民意、履行国际义务以及提升人权保护水平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该裁判所体现的历史思维、个性化抉择、批判性反思和创造性法律解释，共同促成了一项具有深远法哲学意涵和时代启示的司法决定。

研究展望

本裁判虽已过去二十余年，但其研究价值并未消减。未来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领域包括：该裁判对立陶宛整体法律文化和公众人权意识的长期塑造效应；比较研究立陶宛与波罗的海其他两国及其他中东欧后苏联国家在废除死刑路径上的异同；追踪分析立陶宛宪法法院后续相关判例发展；在全球死刑存废之争背景下，重新审视立陶宛模式对当前保留死刑国家的潜在借鉴意义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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